在心理学里,把死亡这件事谈得最透的人,是欧文·亚隆。
亚隆是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的终身荣誉教授,美国团体心理治疗的权威,被认为是"存在主义心理治疗"这一支的代表人物之一——和维克多·弗兰克尔、罗洛·梅并称。他做了一辈子心理治疗,临床经验极其丰富,文笔也好得离谱——他后期的《当尼采哭泣》《诊疗椅上的谎言》《叔本华的治疗》这些书,你说它是心理学著作可以,说它是小说也可以。
我最喜欢的一本是《直视骄阳》。这是他七十五岁时写的,作为精神科医生,"死亡焦虑"是他多年以来的工作主题;作为一位普通老人,死亡其实已经离他不远。这本书,就是他从这样的双重视角——专业的视角和个人的视角——对死亡焦虑的一次深度解读。
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关注的,是一些根本性的、和"存在"相关的主题:生与死、自由、责任、人生的意义、孤独与爱。在亚隆看来,人之所以会焦虑,常常不是因为日常生活的某件具体的事,而是因为这些根本性的处境在某个时刻浮了上来,提醒他作为一个有限存在的真实位置。死亡焦虑,是其中最深的一个。
我自己在读亚隆之前,从来没有认真区分过"死亡恐惧"和"死亡焦虑"这两个词。在中文里我们经常混用,亚隆把它们分开了——这一区分对我后来理解很多咨询案例非常有帮助。
死亡恐惧就是我们俗称的"怕死"。恐惧是一种强烈的情绪,几乎每个人都怕死,这本身完全正常。只要这种情绪还在可控范围内,它甚至是有用的——它让你在过马路的时候看左右,让你在体检异常的时候去医院,让你愿意系安全带。它是一种健康的警觉。
但死亡焦虑不一样。焦虑不只是一种情绪,它更是生理上的反应——心跳加速、呼吸变化、恶心、出汗、发抖、潮热或畏寒、烦躁不安、头晕。它是人在感觉到危险或威胁的时候,身体的各种感觉的总称。死亡焦虑往往不指向一件具体的事,它指向的是一个更弥散的东西——"我会停下来"这件事本身,以及它在心里激起的种种东西。
亚隆把死亡焦虑里最常见的三个主题归纳为:有限感(我的时间不是无限的)、无常感(一切都会变化、消失)、无意义感(如果终究要消失,我现在做的这些事到底意味着什么)。
恐惧和焦虑在很多时候确实是连在一起的,日常说话里区分它们也没太大必要。但作为一个观察者,我学会去看:这个人是在怕一件具体的事,还是在被一种弥散的不安笼罩?这两种状态需要的回应,是不一样的。
死亡焦虑往往会伴随人一生,但它在不同年龄段的表现完全不一样。
儿童期,孩子对死亡的态度通常是否认——"小孩子是不会死的"。死亡对他们来说是模糊的、和自己无关的,顶多是某只宠物突然不见了,或者电视里某个角色被涂上了红颜料。这个阶段的死亡焦虑,通常通过想象、游戏和梦消化掉了。
青春期反而是死亡焦虑爆发的高峰。这一点很多家长没意识到。青少年在身体快速发育、自我意识第一次大规模觉醒的同时,也第一次真正意识到"我会死"这件事。他们和这种焦虑对抗的方式往往非常激烈,由此引发大量行为问题——自杀、暴力、叛逆、冒险。很多青少年看起来"作"的行为,底下其实压着一团没有出口的死亡焦虑。我观察身边朋友家的孩子,这种焦虑常常被误解成"叛逆期到了"。其实他不是在叛逆什么,他是在害怕。
青年期反而是焦虑感最弱的阶段。成家、立业的任务摆在眼前,生活的重心被"建立"二字占据了大半。死亡这件事,即使偶尔想起,也会被推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
中年期,死亡焦虑卷土重来。这是为什么"中年危机"在心理学上常常被分析为一种死亡焦虑的变体——一个人到了四十几岁、五十几岁,身体开始出现第一批不可逆的变化,父母开始进入老年甚至离世,孩子开始离开,事业上的天花板也开始显形。所有这些都在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提醒他:你的人生不是无限的,你已经过了一半了。中年危机,本质上是一次"死亡的预演"。
老年期,死亡似乎随时都会来临。这个阶段的死亡焦虑往往达到顶峰——但有趣的是,我在下一章会讲到,老年人也常常是最善于和这种焦虑相处的群体。年龄给他们带来的不只是焦虑,也是面对焦虑的能力。
亚隆在临床上观察到,死亡焦虑很多时候不会以"我怕死"的形式出现。它会变形,以各种隐秘的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里。最常见的几个出口:
噩梦。被追赶的梦、从高处坠落的梦、自己或别人死掉的梦——这些反复出现的梦,常常是死亡焦虑在睡眠里找到的表达通道。一个一段时间里频繁做这类梦的人,白天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为这件事烦恼。
外貌、体重、年龄焦虑。在我做的咨询里,这一条出现的频率高得惊人。表面上是对身材或皮肤的不满,深一层是对衰老的不接受,再深一层,是对"我正在向死亡走去"的不接受。化妆品、健身房、整形,这些行业能做得这么大,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在这里。
对地狱的恐惧。对相信轮回或来世的人来说,死亡焦虑常常以"死后下地狱"的形式表现出来。它从一个不确定的恐惧,被具体化为一个有画面的恐惧。
对"无"的想象。亚隆写道,人们对死亡充满各种特殊的幻想——例如黑暗,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碰,整个世界都还在正常运转,而自己却什么也不知道了。这种"无能为力且与世隔绝"的感觉,是很多人最深的恐惧来源。比死亡本身更难受的,是想象自己"成为一个被世界关在外面的人"。
我自己第一次认真想到这件事,大概是三十几岁的某个深夜。当时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的事,就是躺在床上突然冒出一个念头:有一天,这一切对我来说会消失。我会消失。而世界还在。这个念头一旦升起来,大概有半个钟头我都没法平静下来,只是盯着天花板。后来这种夜里的"袭击"又来过几次,慢慢就习惯了——它来了,你坐起来喝一口水,知道它会过去。
亚隆说,对死亡的焦虑是无法被根治的。它是人作为有限存在的一种"地质背景",你只能学着和它共处。学着共处,不是学着不害怕,而是学着——它来的时候,你不再被它吓到失去重心。
亚隆在临床上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方式,就是帮来访者把那些被压抑、被变形、被掩埋的死亡焦虑,挪到桌面上来谈。一旦它在桌面上,它就不再是一个无形的怪物。
我自己做咨询很多年,深以为然。来访者抱怨的常常是一件具体的事——和伴侣吵架、对工作没有热情、莫名其妙烦躁。如果只是停在这一层,问题往往解决不了。当我们慢慢把这些表面的话题剥开,有时候底下站着的就是这一件事——他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,正在被"我会死"这件事重重地压着,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。
把它说出来,本身就是一种缓解。死亡焦虑最难受的部分,是它的隐秘——你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,你以为自己在为别的事不安。一旦它有了名字,它就不再那么可怕了。
亚隆这本《直视骄阳》的题目本身就是一种姿态。骄阳很烈,你直视它会刺眼,但你不直视它,它也仍然在那里照着你。与其侧着头一辈子,不如有一次,把眼睛抬起来看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