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些人,因为站到了死亡的边上,看到了大多数人这一生看不到的东西。
这一章想讲两类这样的人:集中营的幸存者,和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。前者来自维克多·弗兰克尔的研究,后者来自心理学领域的大量临床记录。这两类人看似没有关系,但他们事后回到生活里时,身上发生的变化,有着惊人的重叠。
弗兰克尔是奥地利的精神科医生。二战期间,他作为犹太人被关进纳粹集中营长达四年——从奥斯维辛到达豪,他失去了父亲、母亲、兄弟和怀孕的妻子,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。这四年里,他几乎每一天都在生死边缘。
他在集中营里目睹了一件事——一件后来塑造了他一生工作的事。他注意到,在同样残酷的条件下,有的人挺过来了,有的人没有。这其中的差别,不在于身体的强壮,也不在于年龄,甚至不在于运气——而在于这个人是否还能在心里抓住某种意义。那些觉得"我必须活下去去见我的家人"、"我必须活下去把这一切写出来"、"我必须活下去去完成那本还没写完的书"的人,有更大的概率挺过来。失去了意义感的人,常常很快就垮了。
他自己在集中营里也经历过一次差点没挺过来的瞬间。讲义里我写了下来:
一次长途跋涉刚刚到达集中营,他被喝令排队站在一名纳粹军官面前。这名军官漫不经心地用手指头指指点点。指向右边,立刻就有一个人被拉到右边站好;指到左边,就到左边排队。没人知道左右两边会有什么不同待遇。轮到弗兰克尔的时候,有人悄悄告诉他,右边的人会被送去干活,左边的人会被当作老弱病残送往一个特别的集中营。
弗兰克尔努力站直了,让自己看起来更精神一些。军官犹豫了一阵,把他分配到了右边。当天晚上他得知,那些被分配到左边的人,直接被送进了焚化炉。
死亡离他只差了几秒钟、几个手指头的距离。
从集中营出来之后,弗兰克尔创立了"意义疗法"(Logotherapy)。他的核心观点是:人生的根本动力,不是寻求快乐,也不是逃避痛苦,而是寻找意义。哪怕在最极端的条件下,只要一个人还能在心里抓住一些"为什么"的回答——为了某个人、为了某件事、为了某种信念——他就有可能活下去。
他说过一句我反复念过的话:
你必须让自己每一天都"有用",让活着有意义。
这句话现在听起来好像很普通,但你要把它放回到那个语境里——一个每天都在看人死去、自己也随时可能死的人,在集中营的工棚里对自己反复说这句话——它就有了完全不同的重量。
弗兰克尔后来反复强调一件事:死亡每天都在虎视眈眈,但这不是威胁,而是一种推动力。它会让你产生一种迫切感,意识到人生短暂,要抓紧时间让自己活得更充分,抓住每一个机会去做有意义的事情。
死亡和意义,在他的工作里始终是连在一起的——正是因为我们会死,意义才变得必要。
第二组人,是经历过濒死体验(near-death experience)然后被救回来的人。
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群。他们经历过临床上的"死"——心跳停止、呼吸停止、脑电活动几乎平直——然后,因为种种原因,他们又回来了。他们对那段"在边上"的经历,往往有非常清晰的记忆,在心理学的临床记录里被反复研究。
关于他们描述的"另一边"的内容(光、隧道、被爱包围、看到已故的亲人等等),在医学上仍有争议——这些可能是大脑在缺氧状态下的特殊反应,也可能是别的什么。这一点我不打算下结论。但有一件事是非常一致的——他们回来之后,生活态度发生了相似的、可被反复观察到的改变。
研究者把这些改变总结成了几类:
重新安排生活的优先级。他们不再重视那些以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没有意义的事——某场必须出席的应酬、某个必须维持的虚假关系、某件必须争到的小利益。这些事在他们回来之后,自动从生活的中心退到了边上。
一种"释放"的感觉。他们能选择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了。以前那些"不得不"的事,在死亡擦肩而过之后,大多数都被发现"其实可以不做"。
活在当下的感觉显著增强。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,把想要的生活推到"等退休再说""等孩子长大""等手头这件事忙完",而是开始倾向于在当下就过他们想过的生活。
对自然现象的感受变得鲜活。季节更迭、微风、落叶、最后一个圣诞节的灯光。这些以前可能完全注意不到的细节,会在他们眼里突然亮起来。
与所爱的人有更深入的沟通。比起危机发生之前,他们更愿意把心里的话讲出来,更不在意尴尬,更在意"被理解"和"理解他人"。
对人际间的恐惧更少。他们不那么害怕被拒绝、被嘲笑、被否定,因此也更敢于冒一些以前不敢冒的险——开始一段新的关系、放弃一份不适合的工作、说出一直没说出口的话。
把这些放在一起看,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主题——他们从那一边带回来的,不是关于死亡的知识,而是关于生活的态度。
弗兰克尔的幸存者和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,处境差别巨大。一个是几年的、持续的、有思想准备的极限状态;另一个是几分钟的、突发的、无意识的边缘体验。但他们回到生活里之后,身上发生的变化是相通的。
我自己想了很多年这件事。最后我比较接受的一种解释是:当一个人真正、不是抽象地而是切身地意识到自己会死,他对自己拥有的时间会重新估值。
在估值之前,时间是"理所当然"的——你以为它是无限的,所以你不太在意你把它花在了哪里。估值之后,时间是"恰好剩下这么多"的,你会自然而然地把它分配给那些你真正在意的人、事、和体验。
这种估值的转变,不需要真的去鬼门关走一遭。它可以在很安静的时刻发生。一个人坐着,真的、不是说说而已地、把"我会死"这件事在心里放下来,放着,看一会儿——这就够了。
弗兰克尔从集中营带回来的,亚隆从临床带出来的,蔡崇达从葬礼边上看到的,本质上是同一件东西:死亡是看清生命的那个站位。
我们大多数人不需要等到生死关头才学会这一点。把它常常拿出来想一想,就会慢慢渗到日子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