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人确切地知道自己即将走完的时候,心里会发生什么?
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医学上是空白的——医生只关心病人的身体,临终的心理过程很少被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严肃研究。改变这件事的人,是瑞士裔美国精神科医生伊丽莎白·库布勒-罗斯(Elisabeth Kübler-Ross)。她在 1960 年代采访了大量绝症病人,把他们临终前的心理过程整理出来,提出了一个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引用的模型——面对死亡的五个心理阶段。
我先把这五个阶段写下来,然后再聊它们。
否认。第一个反应是拒绝承认这件事的严重性。"不会的","医生肯定搞错了","我才四十几岁怎么可能","让我再去另一家医院看看"。否认不是愚蠢,它是大脑在保护一个人。一个突然砸下来的、足以颠覆全部生活假设的消息,如果一下子被全盘接受,人会崩溃。否认是大脑给自己留的缓冲时间。
愤怒。当否认无法再维持时,愤怒会涌上来。"为什么是我?""我做错了什么?""上天不公平。""你们这些医生根本治不好,我交了那么多钱有什么用。"在这个阶段,家人、医护工作者经常会成为病人发泄不满的对象,有时候被骂得莫名其妙。这种愤怒看似指向具体的人和事,实质上指向的是命运本身——一种对"凭什么是我"的根本质疑。理解这一点的家人,不会把这种愤怒当作针对自己;不理解这一点的家人,常常和病人之间产生深的裂痕。
讨价还价。愤怒之后,人会开始试图"做交易"。"如果我答应不再抽烟,能不能再给我五年?""神啊,如果你让我看到女儿结婚,我以后每周去教堂。""我愿意捐出全部财产,只要让我活下来。"讨价还价是一种极力避免死亡的努力,常常带着对神明、对命运、对某种更高力量的恳求。它是一种心理上的最后挣扎——明知道交易可能不成立,但还是要试一试。
抑郁。当讨价还价也走到尽头,人会陷入抑郁。这种抑郁不完全是病理意义上的抑郁症,它更多是一种对"生命即将结束"这一事实的深沉哀伤。病人可能不愿说话、不愿见人、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兴趣,常常长时间地一个人静静地待着。这个阶段对家人最难——你看着他往下沉,你不知道怎么把他拉上来,而你心里知道,你也许根本不应该把他拉上来。
接受。最后一个阶段,是接受。向死亡屈服。这种屈服不是认输,而是一种深的平静。病人停止抗拒,也停止哀伤,开始安排后事,开始和身边的人做最后的道别,开始用一种以前没有过的目光看周围的一切。这是临终关怀团队最希望病人到达的状态——不是因为这个状态"好",而是因为在这个状态里,病人最少受苦。
库布勒-罗斯反复强调一件事:这五个阶段不是线性的。不是每个人都会按这个顺序走;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走完所有阶段;有人在某个阶段反复来回,有人跳过其中几个,有人在接受之后又退回到愤怒。把它当作一张地图来看就好——它告诉你这片地里大致有哪些地方,但不告诉你必须按什么顺序走。
我自己在咨询里见过陪伴亲人走过这个过程的家属。他们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是:"他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不对劲?他怎么还在生气?他怎么又抑郁了?"这种焦虑本身,是因为家属心里有一个"应该怎么样"的预设——他应该接受了,他应该平静了,他应该和我们好好告别。但临终的人有他自己的节奏。家属能做的最重要的事,常常不是"推他往下一个阶段走",而是陪他待在他正在的那个阶段——他愤怒,你不要被他的愤怒激怒;他抑郁,你不要硬把他拉起来;他讨价还价,你不要嘲笑这种讨价还价;直到他自己走到接受。
谈完心理过程,我想谈谈临终关怀和老年学里另一个重要的概念——"理想之死"(appropriate death)。
这个词最早是 Avery Weisman 提出来的,后来被反复使用。它指的不是"完美的死",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死。它指的是一种与个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相符,能够保留或恢复重要的人际关系,并尽可能减轻病痛的死。
每个人对"理想之死"的定义不一样。研究者们去问大量临终病人"什么是好的死亡",发现答案各不相同——有人希望在家里走,有人希望在医院里走;有人希望全家围着,有人希望一个人安静地走;有人希望保留意识到最后一刻,有人希望在睡梦中走;有人希望提前告别,有人希望"那一刻"再说。
但是,在所有的答案之下,有一些核心的、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发生的事情:
保持一种本体感,或对自己过去的内在连续性。换句话说,临终的人希望自己仍然是"自己"——不被疾病、不被药物、不被昏迷剥夺到一个连家人都认不出的状态。
澄清一个人生与死的意义。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,有机会想清楚自己这一辈子是为什么活的、走的时候应该带着什么样的理解。这种"想清楚"不需要多么深奥,有时候只是一句"我这辈子也算值了"。
保持并促进人际关系。修复那些一直没修复的关系,告别那些重要的人,把一些没说出口的话说出来。临终前的这一段时间,常常是一些家庭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间——一些几十年没和解的父子,在最后的几周里突然和解了。
保持对剩下时间的控制感。能决定自己怎么过这剩下的几天、几周、几个月——见谁、不见谁、去哪里、不去哪里、做什么、不做什么。这种控制感本身,就是尊严。
面对死亡并为死亡做好准备。不是被死亡突然撞翻,而是知道它在来,并以自己希望的方式准备它的到来——交代后事、写下想说的话、做完想做的事。
我读这五条的时候,有一种感觉——它们其实不光是关于"死"的描述,也是关于"如何在临终前的这段时间里好好活"的描述。理想之死不是某种"姿势",它是临终前的那一段时间里,一个人仍然作为完整的人被对待、被尊重、被允许做自己的样子。
在咨询里我见过一位长辈,确诊到走只有十一个月。他在确诊后做了一件事——他给身边二十几个对他来说重要的人,一个一个地约时间见面或者通电话,把他想对每个人说的话说一遍。那不是"告别",他不喜欢"告别"这个词。他说他只是"把这些年想说没说的话,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说一说"。他走的时候,几乎没有未尽之事。家人后来跟我说,他们一开始觉得他这样做是不是太"急",后来才明白,这是他对自己人生最后一段时间最从容的安排。
那一段时间不是被"死亡"压着的,而是被"还来得及说一些事"撑起来的。
库布勒-罗斯在 1960 年代做这件事的时候,医学界对她非常抵触——医生们觉得她"和病人谈死亡"是越界的、不专业的、可能伤害病人的。她坚持下来,后来证明这种谈论本身就是治疗的一部分。临终的人,几乎都想谈死亡;只是没有人愿意陪他们谈。
身边的家属常常觉得"谈这个会让他更难过",所以避开;医护人员觉得"这是病人的私事",所以避开;朋友觉得"我不知道说什么",所以避开。结果就是临终的人独自在心里和这件事搏斗,身边围着一圈不敢谈这件事的人。这是一种非常深的孤独。
如果你身边有人正在经历这一段——亲人也好,朋友也好——记住一件事:你不需要说什么了不起的话。你只需要让他知道,他想谈的时候,你愿意听。听本身,就是陪伴里最难、也最珍贵的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