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本书走到这里,如果你一路读下来,大概可以感觉到——关于死亡,我们其实是可以学习的。
"死亡教育"这个词在中文世界还很陌生。在英文里它叫 death education,在美国、加拿大、北欧的一些国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,从中学到大学都有相关的课程,医学院和神学院更是必修。中国的死亡教育才刚刚起步,大多数中国人这辈子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关于死亡的系统教育——我们对这件事的全部认识,常常只来自家里某一次亲人离去时的混乱经历,和影视剧里被戏剧化加工过的死亡场景。
这种缺失会留下很多后遗症。它让我们在面对自己或亲人的临终时手足无措;它让我们在哀痛中陷入孤立和自责;它让我们在养老和临终决策上反复纠结;它让我们在最重要的人生节点上,只能依靠本能和运气。
死亡教育不是教人"怎么死",它涵盖的范围比想象的宽:
对于临终身体和心理变化的认识。前面几章里我们讲过的——濒死期、临床死、脑死亡的医学界定,临终的五阶段心理过程,临终关怀的工作方式。这些知识在一个人面对家人临终的时候,会让他不至于被每一个新出现的症状吓到,不至于把每一次身体变化都误读成"是不是马上就不行了",也不至于在医生说"准备一下吧"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该准备什么。
学习如何应对亲人死亡。哀痛的形态、它的三个阶段、它的潮汐式回潮、走出哀痛的几种方式、应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哀痛。这些知识让一个正在经历失去的人,明白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是有规律的、是可被理解的、是会过去的。
接受临终医疗相关知识。包括医疗自主决定权(advance directive)、生前预嘱(living will)、对临终干预的事前选择(要不要插管、要不要心肺复苏、要不要使用呼吸机、是否同意安乐死)。这些选择如果没有提前讨论,在真的发生的时候,常常会变成家庭内部巨大的撕裂——大家在巨大的情绪压力下,被迫在病床边做出本来需要深思熟虑的决定。提前讨论,是对自己也是对家人的负责。
有关死亡的社会和伦理问题的教育。安乐死、临终关怀的伦理、器官捐献、生命权与自主权之间的张力、不同文化对死亡的处理方式。这些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——一个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的公民,在面对相关的社会议题时,能做出比"凭直觉支持或反对"更深的判断。
通过实践教育可以有效降低死亡焦虑感。这是一个被研究反复证实的结论——接受过系统死亡教育的人,死亡焦虑显著低于没有接受过的人。这一点初看反常——按理说,越深入了解死亡,应该越焦虑才对。但事实是反的:未知的、模糊的、不能谈的事情才最容易引发焦虑;一旦它变得清晰、可被讨论、有名字,焦虑就会下降。
亚隆在临床上的工作,本质上就是为来访者做这件事——把死亡从一团黑乎乎的恐惧,变成一个可以被一段一段拆开、看清楚、讨论的话题。整个死亡教育的逻辑,和这个临床工作是一脉相承的。
不同的人对死亡有非常不同的态度——有的人坦然,有的人极度恐惧,有的人冷漠,有的人甚至有一种隐秘的向往。这些差别是从哪里来的?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归纳了几个主要的影响因素。
疾病的性质。突然的死亡(心脏病发作、意外、自杀)和缓慢的死亡(癌症、阿尔茨海默症、慢性器官衰竭)在心理上的影响完全不一样。突然的死亡给家属造成的冲击更大,因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;缓慢的死亡给患者本人和家属都更长的适应时间,但也带来漫长的折磨。态度不是死亡本身决定的,而是死亡到来的方式决定的。
人格与应对方式。一个倾向于直面问题的人,面对死亡时会主动去了解、去讨论、去准备。一个倾向于回避问题的人,会把这件事尽可能推开,直到不能不面对。一个高度焦虑型的人,会把所有的精力花在担心上,反而很难真正"做事"。一个有强大内在资源的人,常常能从某个出乎意料的源头找到平静。性格在死亡面前,不会突然变得不像自己。
家人和医护人员的行为。患者周围的人怎么对待他,会直接决定他对死亡的态度。一个被家人包围、被医护尊重、被允许做自己的患者,常常表现出比预期更高的平静。一个被家人回避、被医护当作"病例"、被各种决定剥夺自主权的患者,常常处在一种持续的烦躁和恐惧里。这件事的差别不在患者本身,在于他被怎样对待。
社会文化、宗教信仰。这是最被低估的一个因素。一个生活在熟悉的、对死亡有清晰仪式的文化里的人,面对死亡时有一整套传下来的"动作"可以做——什么时候哭、什么时候沉默、什么时候吃什么、什么时候穿什么、什么时候说什么。这些仪式表面上是形式,实质上是集体智慧为面对死亡这件事提供的心理脚手架。
宗教信仰在这件事上有特别的位置。研究里反复出现一个观察:
那些有信仰的人,无论信仰什么,只要是信仰某种东西,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就会更轻松些。不是百分之百,但确是一条规律。我见过有信仰的人会惊慌恐惧,也见过没有信仰的人从容接受。但是,作为一条规律,它确实使那些有信仰的人感到更轻松。
这里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——研究者说的不是"信什么"重要,而是"信"本身重要。基督徒、佛教徒、穆斯林、道家、相信祖先有灵的、相信自然之道的、相信能量守恒和宇宙循环的——这些不同的内容在面对死亡时给出的安慰是相似的:它给了人一个比自己更大的框架,可以把"我"放进去。
没有信仰的人不是没有可能从容面对死亡——很多哲学家、科学家、彻底的无神论者也走得非常平静。但他们需要自己一点一点搭起这个框架,而有信仰的人是被一个现成的框架接住的。两条路都通,但难易程度不同。
这一点让我对所有有信仰的人都多了一份敬意——无论他们信什么。我自己不是某种正式意义上的"有信仰的人",但我承认,当一个人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东西可以仰望,他在最后那段路上,会走得更稳。
死亡教育不只是在学校里发生。它发生在每一次家里有亲人离去时,家人怎么对待这件事;它发生在每一次孩子问"人为什么会死"时,大人怎么回答;它发生在每一次电视里出现死亡画面时,我们是按掉遥控器,还是停下来和孩子谈一谈;它发生在每一次清明节、忌日、家族纪念时,我们带不带年轻一代一起参与。
它也发生在像这本书这样的一些尝试里——有人把这件事好好地、系统地、温和地谈一遍,让那些有兴趣的人能够读到。这种尝试不需要很轰动,只需要存在。
中国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。我们这一代人未来二十年要面对的,是大批量的衰老、大批量的临终、大批量的告别。如果我们的文化继续把死亡当作一个不能谈的话题,我们将以一种非常被动、非常痛苦的方式被这些事情冲击。
提前一点把这件事拿出来谈,是我们这一代人对自己、对父母、对孩子都应该做的一件事。这件事不急——它在我们手里慢慢成熟也来得及——但它需要从某个地方开始。